1940年6月12日，宜昌沦陷。宜昌位于长江三峡西陵峡的入口，是连接川鄂的重要交通枢纽，有“川鄂咽喉”之称，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这个城市的失守，带来了严重的战略后果：

首先，它切断了宜昌与武汉及长江两岸的交通，影响了整个区域的军事调动。其次，宜昌成为了日军空军进攻重庆的中转站，进一步威胁了中国的后方安全。最重要的是，日军占领宜昌后，成功将第9战区与第5战区的防线割裂，使得两大战区无法有效协同作战。

在宜昌沦陷前，武汉的日军每次进攻第9或第5战区时，这两个战区南北呼应、互相支援，使日军屡屡遭遇挫败。但随着宜昌的失陷，陈诚成为众矢之的。他原本在枣宜会战后期担任右路军总司令，负责指挥宜昌保卫战，然而宜昌的失守使得陈诚成为公众和政府的替罪羊。社会舆论极为严厉，甚至有人言之不讳地指出：“丢失国府都门，罪责匪浅，不杀陈诚不足以谢国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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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时，第5战区的李宗仁部已被逼迫压缩在鄂西北的山中，对宜昌方向的防守已力不从心；而第9战区与第5战区的结合部被日军占领，距离宜昌较远，防线愈加薄弱。宜昌的失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战略空隙，从钟祥至常德的几百公里区域成了战场的混乱交汇点。蒋介石深知，如果日军在宜昌稳固防线并进一步西进，长江三峡防线一旦破裂，重庆将岌岌可危。

为了应对这一危局，蒋介石决定成立第6战区，专门负责宜昌方向的防御。然而，这个决定本身充满风险。首先，宜昌原本隶属第5战区，李宗仁可能对此产生反感；其次，宜昌地区的重要性要求派遣一位忠诚且得力的将领。然而，抗战爆发后，蒋介石几乎将所有能打的将领都派往前线，面临着人手紧缺的困境。在此关键时刻，陈诚主动请缨，表示愿意接管新成立的第6战区，理由是“哪里跌倒，就在哪里爬起来。”

为了支持陈诚，蒋介石调配了5个集团军、共30万兵力，并赋予他在战时节制第9战区的权力。1941年9月中旬，第2次长沙会战爆发，此时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发生更换，阿南惟几接替了原司令官园部和一郎。阿南虽不如前任指挥能力强，但因新官上任，心中有了更强的表现欲，结果反而加剧了战争的复杂性。

与此同时，第9战区的通信被日军破译，导致部队调动被提前知晓。面对这一困境，薛岳决定封锁电台，并依靠未加密的旧电码指挥作战。由于日军空军的反复轰炸与伏击，第9战区的防线陷入了极度被动的局面。

日军在宜昌的占领形势严峻，尤其是日军在宜昌修筑了极为坚固的防线。以东山寺为核心，他们建起了多层次的战壕与堡垒，四周布满了铁丝网、障碍物和地雷。无论白天的空中巡逻，还是夜间的探照灯与照明弹，都让中国部队进攻面临巨大的压力。然而，日军的防线也并非没有漏洞，尤其是在部队配置上，日军在宜昌的兵力相较于原定编制明显不足。

这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反击的机会。蒋介石于1941年9月20日下令，要求陈诚准备在3天内发起反攻，并且在9月23日启动反攻作战。陈诚感到兵力不足，便向蒋介石请求调动冯治安的第33集团军支援，得到批准后，陈诚获得了32个师的兵力，决定以此力量打响反击战。

反攻作战的关键在于阻断日军援军、攻坚宜昌的防线，以及防止阿南惟几抽调兵力增援。9月23日夜，陈诚开始实施牵制行动，经过一系列战术布置，第9月28日，中国军队已经将日军主力牵制住，突破了敌人部分防线，并成功切断了日军的增援通道。

陈诚深知宜昌的战略意义，决定全力以赴，以最快的速度解围并收复宜昌。经过多轮激烈战斗，10月2日，中国部队已经成功突破日军防线，进入宜昌外围。就在此时，蒋介石突然下达命令，要求三天内必须攻克宜昌。

陈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，开始动用战役预备队，投入8个师的兵力，在不断的攻坚战中，日军第十三师团开始出现防线崩溃的迹象。尽管进展迅速，但陈诚始终保持警惕，未敢放松警惕。然而就在即将胜利的关头，蒋介石突然命令停止进攻，原因是日军的增援已经到达，形势迅速变化。

在最后关头，日军的增援部队接踵而至，双方的战争进入了更加复杂和残酷的阶段。尽管中国军队的表现值得肯定，但最终因为外界的压力和指挥失误，未能彻底收复宜昌。

10月10日，陈诚最终下令撤回部队，虽然未能取得最终胜利，但在抗战的长期坚持中，这一场战斗显示了中国军队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坚韧的意志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